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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红会捐赠量年降近三成

度统统向政府机关看齐，端着行政机构的架子，处处以行政机构自居，官僚习气严重，在业务工作中不顾业务生态链的天然联系，将业务功能按照行政部门分割管理，处理会内业务均需发放和传递行政文件，决策与监督均缺乏社团的民主机制。
　　杨团表示，公众对于红会公开透明的诉求与理解红会特殊的组织管理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公众在用自己的方式，即要求红会公开透明，来对红会的性质和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做出评判。红会目前公开透明的程度距离系统化、整体化还相距甚远。
　　专家观点红会应建“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
　　在红会改革中，社会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刚刚成立半年的红会社监委几度遭质疑，本报也曾报道红会社监委因部分运作经费来自一位委员，而被指是红会所养公关部。
　　杨团建议，红会有必要建立健全监督组织，设置监事会和社会监督委员会。
　　所谓的红会监事会是置身于红会内部的社会监督机构，它既能获得更多红会办会情况的信息，又能直接监督和问责红会行使权力的过程，其监督和问责更具可信性，具有其他社会问责机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为让监事会发挥作用，需要加强专业性。应聘请专业人士，如审计师、会计师、律师担任监事。监事会应对红会的财务报告做出审核，并要求红会实现内外监督联结，每年向社会公开发布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红会财务审核报告。
　　而社会监督委员会或称民主监督委员会属红会外部的监督机构，其成员组成应与监事会不同，主要为志愿者推选的公众代表，包括传媒界代表。通过与公众的直接联系，他们可以及时发现各种问题和弊端，提供他们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发现重大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向监事会反映，从而形成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
　　杨团表示，红会监事会和社会监督委员会，一个是红会内部组织机构，一个是独立于红会的社会监督机构，这两种制度是内和外、精英和大众、专业和民主两类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的监督机制的体现。
　　此外，红会必须设立投诉和举报机制，以便直接接受来自公民社会的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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